一场婚礼，还在掏空三代人吗？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对“天价彩礼”进行治理。一场婚礼此后连续多年，还掏这一议题始终被纳入中央农村工作的空代最新昆明晋宁新闻网视野。它已经从家庭私事，一场婚礼演变成关系国家治理、还掏乡村振兴、空代社会稳定的一场婚礼公共议题。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调研团队在全国各地的还掏调研数据显示，农村彩礼的空代平均数额已从2000年前后的1万至2万元，飙升至2021年的一场婚礼14万元左右。彩礼还不是还掏“婚姻标配”的全部，再将在县城购房、空代购车、一场婚礼婚宴、还掏三金、空代各类礼金等加总，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为儿子娶媳妇的实际支出，普遍在60万至100万元。202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119元，一个农村家庭要不吃不喝工作26到43年，才能攒够给一个儿子结婚的钱。

　　“结婚穷三代”，高额彩礼引发了连锁反应，老人被后代婚姻负担捆绑，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被成本抑制。高额彩礼已非单纯的最新昆明晋宁新闻网民俗问题、道德问题，而是涉及人口结构、城镇化路径、家庭伦理、基层治理的系统性社会问题。

　　彩礼的前世今生：

　　从“六礼”之仪到“天价”之殇

　　彩礼，古称“纳征”，是《礼记》所载婚姻“六礼”中的第四礼。在传统社会，它的核心功能是“成妻”，通过送聘礼的仪式，宣告婚约正式确立。此时的彩礼，重“礼”轻“财”，聘礼多为布帛、雁、鹿等象征性物品，寓意吉祥。它的数额受到宗族规范、社区舆论的严格约束，谁家索要过多，会被视为“卖女儿”而遭唾弃。

　　这一状况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大体保持稳定，即便到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农村彩礼依然处于可控范围。在河南驻马店的回溯调查显示，2000年左右当地彩礼不过数千元，2008年前后也仅在1.8万元左右。

2024年9月22日，在宁夏银川市，新人在“家国同庆  见证幸福”2024年全国万人集体婚礼宁夏分会场参加婚礼仪式。

　　转折点出现在2010年前后。随着80后、90后进入婚龄，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开始引起关注。在河南、江西、山东等省份一些传统婚俗浓厚且性别比失衡严重的地区，彩礼率先“起飞”。至2015年前后，这些地区的彩礼普遍突破10万元。

　　2015年以后，情况发生了质变。高额彩礼不再局限于特定区域，开始向全国农村蔓延。即便在湖北、四川、湖南等传统低彩礼地区，也开始普遍重视彩礼，数额快速上涨。

　　更值得注意的是，索要彩礼越来越成为城乡通行的“新民俗”。彩礼从一个地方性、仪式性的文化符号，异化为一个全民性的经济负担。

　　彩礼的异化，本质上是“礼”的退场和“财”的登台。在传统社会，彩礼是“礼仪”的一部分，它的意义在于“象征”而非“交换”。而在今天，彩礼成了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定价”，婚姻的缔结变成了一场赤裸裸的经济谈判。这不仅是民俗的改变，更是值得警惕的社会关系不良变迁。

　　高额彩礼是如何产生的

　　高额彩礼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多重社会结构性力量在特定历史时期交汇作用的产物。适婚人群男多女少是高额彩礼最基础、最根本的驱动力。尤其在农村地区，女性成为“婚姻市场”中的稀缺资源，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和定价权。曾有一位河南农村的婆婆说：“花那么大价钱娶进来的，可不得供着媳妇，要是跑了，哪来的钱娶第二个!”这句话里既有无奈，也折射出高额彩礼扭曲了家庭成员关系。

　　我们的调查还发现，农民进城买房比例越高的地区，彩礼价格也越高。为什么城镇化会导致彩礼飙升?核心逻辑在于城镇化推高了新生家庭建立的门槛，“在城里有房”成了婚姻的刚性条件。即便男方掏空家底在县城买了房，女方还会在婚前通过索要高额彩礼，将未来的生活成本与风险一次性“转嫁”给男方家庭。

　　一位江西鹰潭的受访者说，2021年他出价28.8万元彩礼娶媳妇，结果被另一个出价38.8万元的“截胡”了。这就是一些地方婚姻市场竞争的残酷写照。

　　除了客观的结构性因素，社会心理也在推波助澜。第一是“面子”竞争。彩礼内卷，被推向新高。第二是风险防御。对女方来说，高额彩礼既是约束男方不敢轻易提离婚的“保证金”，也是万一婚姻破裂后“青春损失”的补偿。这种心理借助互联网传播，正在影响越来越多的女性。

　　高额彩礼绝非单纯的民俗变迁，它正在对家庭这一农村社会的基本细胞产生深刻的、破坏性的影响。

　　警惕婚姻向“包办”倒退

　　当代的农村婚姻，已实现了从“父母之命”到“自由恋爱”的巨大进步。然而，高额彩礼的介入使得婚姻的决定权再次从青年个体手中滑落。许多年轻人相亲、订婚、结婚的全过程，都处于父母的掌控之下，个人意愿被压制。一名中原农村女青年说：“每次都是父母先去打听对方家庭条件，觉得合适了才让我去见。”

　　表面上看高额彩礼似乎抬高了女性的“身价”，实际上其基础是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稀缺性”，而非其独立人格和能力被认可。女性被异化为一种可以用价格标定的“商品”，其价值与彩礼数额直接挂钩。这是一种典型的物化。

　　高额彩礼问题盘根错节，治理绝非一日之功，更不是出台一个“限价令”就能解决。它需要一场从观念到制度、从家庭到社会的系统性变革。当前，彩礼之所以被越推越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道德和文化层面缺乏强有力的否定性评价。许多人虽然嘴上抱怨彩礼高，但轮到自家女儿时又觉得“不能比别人低”。这种矛盾心态，说明需要国家层面的价值引领。

3月24日，安徽亳州，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古井镇药王村，新人们在参加复古集体婚礼。

　　治理重心要从“限制高彩礼”转向“弘扬新婚俗”。要整合宣传资源，创新传播方式。持续、深入地批判“彩礼等于身价”“彩礼是必需保障”等错误观念。同时，树立先进典型。通过榜样示范和集体婚礼等创新形式，让婚俗新风尚成为新的“面子”。特别是重点针对年轻群体，采取新媒体宣传、校园教育、社区活动等多种方式，让年轻人从内心认同并践行健康婚恋观。

　　治理高额彩礼，还要重视城镇化带来的生活压力，降低农民进城安居的成本。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本地稳定就业机会。只有让年轻家庭能在城镇“安居”且“乐业”，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其对“婚前一次性积累”的过度依赖。

　　——大力发展乡镇寄宿制学校和普惠托育服务。这可以减轻年轻家庭的教育和育儿负担，解放女性劳动力，缓解“男工女陪”模式带来的家庭分离与经济压力。

　　——审慎反思过度依赖“县城城镇化”的模式。让有能力进城的进城，没能力进城的在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

　　增强治理措施的约束力与震慑力

　　村规民约的约束作用仍待发挥。在县域和村社层面，要推动将抵制高额彩礼写入村规民约，并通过红白理事会等组织进行监督执行。比如，安徽淮北濉溪县的“大总+”模式，引导党员、能人担任“大总”，组织村民修订村规民约。当然，也要认识到，当前通婚范围已超越村庄甚至跨越县市，单靠一村的村规民约难以奏效。因此，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推动协同治理。

　　强化法治手段必不可少。通过公布典型案例、以案说法等方式，明确高额彩礼可能涉及的法律风险。要让“收受高额彩礼涉嫌违法”入脑入心，改变“法不责众”的民间认知。打击职业媒婆、婚介机构哄抬彩礼、从中牟利的行为，切断灰色利益链。

　　高额彩礼问题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国社会快速转型期的阵痛。它折射出人口结构失衡的长期后果、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家庭承受的沉重代价，以及传统伦理在现代社会中的艰难调适。我们应当认识到：治理高额彩礼，绝非简单移风易俗，而是一项涉及人口发展战略、城镇化路径选择、社会文化重构和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系统性工程。

　　我们必须清楚：高额彩礼是“婚姻买卖”的变种，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否定。治理高额彩礼需要“组合拳”，需要顶层设计、观念引领、制度约束、经济赋能、法治保障多管齐下。只要认识到位、方法得当、协同发力，一定能够有效遏制这股不良风气，抵制拜金主义的腐蚀，让婚姻回归情感的本质，让家庭成为温暖的港湾。